案子已经连续多日未有突破性进展。同事还在继续盯梢安腾和老姜，但两个人连续多天也未有任何动向，无法将他们与刘君的死勾连上。而十一年的很多事件缺乏细节，只能从目前手边仅有的文本上去推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曾勇对她给予厚望，然而目前证据实在有限：确定是周锐笔迹的自杀遗书、周锐生前发给余岚的短信、疑似周锐教唆陈自力写下的“告别信”，以及安腾的调查笔记。她把这些文本材料分门归档，她明白若是要证实刘君杀害周锐的动机，仅仅依靠目前手头的资料是不够的。这几天，她时常想要努力回忆起最初决定转行的念头是从何时发生的，或者说令她头脑中萌生转行想法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她回忆了在语言研究所工作的经历，最后锁定在了一场语言学的学术研讨会上。
当时，会议上来自国内各个顶尖学府的语言学教授齐聚一堂，这些教授有的已然年过花甲，可精力却十分充沛，喝过桌上的一口浓茶之后，便能滔滔不绝地在研讨会上就“转换-生成语言学说”的弊端说上一个小时，有的学者年纪比她看起来还要小，但是却并不想仔细聆听前辈的说话，总是抓住别人说话的漏洞，以快速凌厉的姿态切入进来，劈头盖脸讨伐一通——讨伐当然只是一层铺垫，随后就事无巨细地介绍起自己师从的语言学流派的优长。
那天的会议上，萧郁一直都没怎么开口，会议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滚滚的雷声，雨声接踵而至。
酒店的窗帘紧紧闭合着，屋内老少学者们你一言我一语，唾沫横飞，年长的学者情绪激动的时候甚至还咳嗽起来。萧郁突然觉得，置身于此的争论在外行看来，一定是对有关真理的最激烈和最纯粹的争辩，可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捍卫着自己的门派面子而已，他们不能承认自家门派中的粗疏与可商榷之处，更不能在这样的场合低头接受别人的指摘。
外面的雷声让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湾，他们在这里的争辩没有任何的冒险精神，更像是刻意凸显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手段。试想，如果将他们置身于外面的狂风暴雨中，他们就会立刻变得恐惧、慌乱、不知所措。想到这里，萧郁下意识地笑了起来。这时候，正是一个满头银发、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学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讲话，他站起来后能清清楚楚看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他无意间瞥到了萧郁嘴角的那一抹调皮而诡异的笑，这让这个老学者感到很不自在。
会后，他叫住萧郁，问她：“姑娘，刚才我在会上讲话的时候，你为什么笑了？”
萧郁有点惊讶，问：“我笑了吗？我不太记得了，郭老师。”她知道这个满头银发的老师姓郭，来自北方的一所语言大学。
“我在讲到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语言学派对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语言学派发起的冲击时，你笑了。”他一板一眼严肃地说。
“那可能是您说的……有趣吧，所以才让我笑。”
“有趣？这种事情有什么有趣的？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我讲话的方式一向都是严肃的，从不插科打诨。我看得出来，你的笑不怀好意。”他说话时的一本正经证明他绝不是在和她开玩笑。
接着，这名老教授又开始进一步批评起萧郁在学术态度上的不端正来。她只想赶快结束这通老教授为了维持自己体面的地位的无聊对话，便诚恳地向他道歉，说自己以后一定会遵照他的要求，端正自己的学术态度，她还重复他的话，以证明他对她做出的判断是清晰准确的，“我再这样继续下去是没有未来的”。郭教授这才“放过”了她。
在这场会议之后，她没有立刻从研究所辞职。不过，这似乎才是一切的开端。从这天后来，她开始找一个切入口，暗中重新拾起自己留学时的专业司法语言学。在案发现场，在法庭上，她可以就她看到的可疑的文本提出自己的看法。而那个战场是充满了强烈未知感的，敌人在暗处，而你在明处，他们试图戴上精心编织的面具蒙混过关，而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面具之下所隐藏的秘密。
她想她可以逃离“避风港”，用在“避风港”中习得的所有本领，奔赴电闪雷鸣的战场。就这样，一切都开始悄无声息的酝酿、转变、成形，像是背着所有人进行的一场秘密冒险。她在这种冒险中可能半途而废，可能一无所获，但是她已下定决心，逃离这种无聊的安稳，酱缸般的学术文化圈子。
当时的她如果知道后来的从警之路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她还会进行那样的“秘密冒险”吗？她知道自己不能再沉浸在往事中了。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余岚接受直播的采访视频，她也看到了，本来周锐的案子就尚未告破，余岚在直播上的“不配合”更是加深了公众对余岚“不够诚实”的印象。主持人明显也是来者不善，向余岚提出的问题都很刁钻赤裸，让余岚无从回避，最后只能以“无可奉告”四个字草草收场……想到这，她突然产生疑问：主持人怎么会一下子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她马上从网上调出直播视频重看了一遍，重点关注主持人说的话，那些问题显然既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主持人怎么可能知道是在杨羽钟家接受的采访，又怎么可能知道，镇上有个人跟杨羽钟的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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