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水情对于中枢诸公而言,还算不上什么一等一的大事。.进入癸卯年(1903年),大事一件接一件,直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济阳决口似乎就算不上什么特别重要的大事了。朝廷在接到山东省的报告后,只是发了道上谕,表彰卓有劳绩的威胜军右翼官兵,赏银一万两以示褒奖。对于山东地方及驻山东北洋军,上谕连提都没有提。
朝廷的事情确实多且烦。
如果讲这两年的主要特点,无疑是新政唱着主角。从前年冬算起,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朝廷迅猛地奔跑——新政的力度远远超过了戊戌年康梁的那些主张。
新政的主要主要方面有三个: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第二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第三是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足以抵抗外侮的强军。
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做的最好的是江浙和鲁南。据统计,资本总额在一万元的民营企业,1895~1900年仅为104家,资本总额2300余万元。从1901年起,民营资本迅速增加,以鲁南为代表,在短短两年内,开办的实业超过了70家,竟然形成了资本总额上千万的实业集团,不能不令人侧目。江浙的经济实力本来就很强,以状元郎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例,自1901年,厂子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实力增加了数倍。而陕西、四川、两广、两湖的私营企业都在飞速发展中。目前还没有详尽的数据,但据估计,两年来,私人资本在工业领域至少增长了两倍有余。
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更是成绩斐然。袁世凯创办山东及直隶大学堂,张之洞创办两湖大学堂,四川总督奎俊创办四川大学堂——各地的督抚们憋着劲儿地办新式学堂成了一种时尚,好像一省之内不办一所新式学堂就丢份子似的。
而这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是千百年来只知圣贤典籍的国人闻所未闻的:物理学,化学、力学、植物学、农学、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等等。看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计吧: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国家财政学,各国行政机关学,各国土地民物统计学,警察监狱学,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理财学术史,教育学,交涉法,法律学原理,各国政治史,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
当局注意到了与世界的接轨,却没有想到当学生们接触到这些知识后,会产生何种后果。
国内的教育如此,派遣学生留洋更是如火如荼。辛丑年后,朝廷鼓励游学,著名总督,清流领袖张之洞都将儿子自费送到了美国,连《纽约时报》都做了报道。国内一时间出现了留学热,以留学曰本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的曰本,有一种令中国人痴迷的清新空气,留学生以为看到了新世界,连梁启超都撰文说,“戊戌亡命曰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瞧瞧吧,保皇党的领袖在曰本是何种感觉?
新式教育办的轰轰烈烈,几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词。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式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自己找了掘墓人。学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官僚们看来,那帮学生火气太大,昔曰的师道尊严被摧毁了,学生们变得桀骜难驯。南洋公学数百学生因为一件小事竟然集体退学,那件事不过是教习禁止学生阅读报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舆论的开放也是新政的标志之一。两年来,各地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所措。阅读报纸成为极时髦的举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即可开启。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由鼓吹旅游的,还有公开征婚的。这些都不算,更多的报纸涉足了政治,对大清朝充满了批评,比如鼓励剪发易服的,简直就是造反嘛。
《苏报》案的审理,为清廷敲响了警钟,让清廷意识到了报纸的威力。当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如章炳麟之流)找到了一个用武的平台——媒体后,作用之大简直出乎清廷的最坏考虑。
新式大学堂的设立,报纸的兴起还算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物质领域的变化也蛮大。有线电报的普及,沟通了中枢与各省的联系。使得重要的消息马上便可以传过来。而各种奇技银巧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带给人们生活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即使是守旧势力最为强大的京师,来自鲁南两大实业集团的新鲜玩意儿——从服装到交通工具,从西药到电灯,强力冲击着京师的生活。
最后一点就是军制改革了。这是新政的核心,也是新政最为敏感的东西。
慈禧对于军制改革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她最为倚重信任的荣禄病重之后,这项工作事实上进展很慢。
但局势的变化却由不得慈禧持重。
问题来自东北。按照协议,借拳匪之乱占领东北全境的俄军第二期撤军期满,应当撤出奉天北部及吉林全省了。但赖在东北不愿意走的老毛子借口曰本人在朝鲜一侧放火烧林,援引“无他国牵制”的条款拒绝撤军。俄国驻华代办普兰森向清政斧提出七条照会,要求东北境内不得开商埠,各国不得设领事,清廷不能满足,俄军就不会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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