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王与国公们固然是新朝最为显赫的一批新贵，但绝大多数的普通将士才是真正需要重点封奖的主体。尤其这一次灭国与开国之功兼而赏之，各类赏格也是丰厚一场。
为了能够确保上下将士皆能不遭遗漏的公平受赏，朝廷在原本的爵官与实物奖赏体系之外，又设立了十二等勋官作为记录褒扬勋臣武将的唯一标准。
这十二等勋官也并非新朝首创，而是在过往西魏府兵体系中便先后出现的一些官阶名目单列出来，作为府兵将士们记录功勋资历的一个等级划分，自下到上分别是勋士、都督、帅都督、大都督、仪同、上仪同、开府、上开府、大将军、上大将军、柱国、上柱国。
府兵制度肇始于宇文泰霸府，直至今日已经成为唐皇恃以平定各方、掌控大权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其组织形态与内部等级也是渐趋完善。随着十二等勋官的公布，也标志着府兵将士们拥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等级制度与上升渠道。
大唐新朝的勋官制度并非只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军事作战人员最为重要的封赏标准。随着勋官制度公布之后，诸府军士有勋则必有赏，爵禄皆循勋阶。
就拿受封诸国公来说，首先是要有上柱国的勋阶，而后才得授国公封爵。勋官就是武人们的本品官，勋由战出，凡封赐、荫授皆不得予。
虽然任何的制度都难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起码在当下而言，仍是用武之世，自然也就需要强调给予武人优厚的待遇与各种荣誉地位。
勋官诸等级官阶名目皆从原本的府兵体系中发展出来，在中下层将士们心目中本就拥有着非凡的色彩，如今成为人人皆可凭借功勋而达成的目标，而且勋官的获取途径比较单一纯粹，又给人一种公平公正的感觉，自然能够极大的激励人心士气。
所以这一次大唐朝廷奖酬功臣将士们的内容就包括了勋官、爵职与钱帛、土地和奴婢等几种封赏，将士们凭着勋功高低而得授勋官，勋官的等级则直接决定了后续几项封赏的多寡。
李泰对于功臣将士封赏向来都不吝啬，尤其这一次灭齐与立国这两项大事累加在一起，因此各类封赏也都是丰厚至极。
虽然眼下还有许多军府将士滞留征途、仍然驻守晋阳与河北等地未及返回，但他们的封赏也都及时发放到了各自所属的军府，除官爵之外的其他钱帛物料与赐田奴婢等等皆由其家人代领。
同时朝廷还鼓励诸府军士能够走出关中，散往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间，尤其是新征服的北齐领地，因为同样也需要创建军府，凡诸府军士若肯留在这些新征服的领地中，那么土地与奴婢之类的赏赐都会在原本的基础上加倍赐予。
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河北都是需要重点经营的区域之一。就算是未来要将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转移到河洛地带，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河北作为支撑。
李泰当然是乐见众多的关陇子弟前往河北落地生根，通过他们在河北落地生根从而加强朝廷对于河北的统治。而且以府兵这种军事单位迁移于河北，也避免了未来会滋生什么土客矛盾，府兵也并非北齐鲜卑军团那种比较纯粹的寄生模式，他们本身就具有生产职能，可以投入到地方的建设中去。
由于大量征士未归，朝廷也就并没有针对当下府兵系统进行更加全面的改革，仅仅只是通过勋官等级的确立来优化了功士的封奖与上升的渠道，并以此为标准而大酬功士。
一个政权的建立，除了大封群臣、大将功士之外，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得益于李泰旧年便针对西魏人事进行了许多的改革，到如今从西魏过渡到大唐朝廷倒是比较顺畅。
早在李泰执掌霸府时期，朝廷三省六部雏形已有，尤其是尚书省下属六部俱全，在行政层面已经是运作自如了。
不过由于当时李泰还并非真正的君王，而是以大丞相、尚书令的权臣名义执掌权柄，所以在国务决策层面具有重要作用的中书省和门下省还没有得到加强，两省职能全都集中在霸府，并未形成三省格局。
如今李泰成为了正式的皇帝，自然也需要将这一部分的职权进行下放，加强中书、门下两省的职权，构建起一个比较正常的政治生态。
中书省掌军国政令、佐天子执政，国之制诰皆由此出，魏晋以来便为枢机所在，并且在朝廷格局之中位置越来越重要。门下省出纳帝命、总典吏职，佐天子统政，侍中一职由来已久，本是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其后渐掌奏事纳谏、拾遗补阙，以至于封驳上命。
简而言之，这两者一掌政令的拟定、一掌政令的宣达。一道影响国家政治的命令，先要在中书省形成具体的书令条文，而后传达到门下省进行核查审批，然后再由门下省发付具体执行命令的机构进行实施，这些命令的主要执行机构便是尚书省六部。
这一套的流程便形成了一个三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一个局面，一个帝王哪怕再怎么权欲熏心、不肯放权，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正需要这样一套职权和责任都清晰分明、井然有序的统治系统进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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